此乃与赤子之心，异形而同情。

此一层，则每易为治庄周思想者所误解。庄周谓宇宙一切物处皆有道，故宇宙一切物，皆可各有其自身之标准。

盖儒家重视人性，人性既禀赋自天，故人性善恶，不能有甚大之不同。而且在彼之意，亦尽多办法可使。如是则在庄周思想中，乃不见人生界有兴教化与立法度之必要。若我们纵眼放观全部中国政治史，果照庄周理想，该来一个无政府的新社会，而此事距情实太远，实渺茫无实现之望。故著书辞，称微妙难识。

惟天高出一切物之上，故天转不能私有一标准与私有一道。然圣人亦人也，故圣人亦在天之下，人之中，圣人固不高出于一切人。《庚桑楚》有云： 道者，德之钦也。

鲜规之兽，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，而犹自以为圣人，不可耻乎？其无耻也。戴氏此辨甚有见，此乃宋儒受道家影响之显然者。至于为而杂以人伪，此始失于自然。生者德之光，此即《易•系》天地之大德曰生之说也。

故道家有修性反德而复初之说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

可见卤莽灭裂之所得而至者，实似性而非性也。是乃针对道家，而辩护人为之非恶也。故人性当诱导使向前，求其能革故而鼎新。今按：外杂篇言性，有一最要之点，厥为常以德性连言。

《庄子》外篇既以最先之本初言德，言命，言性，故谓仁义非人性。夫生于陵者岂必长于陵，长于水者岂必不安于水，此必待圣人之大智，有以察民之故，有以善感而能通天下之故，乃始能导民于至善而尽其性。《孟子•离娄篇》有云： 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老聃曰：请问，仁义，人之性邪？ 外篇作者误谓仁义非人性，此乃《老子》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之说耳。

吾所谓臧，非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。又何偈偈乎揭仁义，若击鼓而求亡子焉。

然必谓其出庄子手，则未有确证。《刻意》篇亦云：水之性，郁闭而不流，亦不能清。

孟子虽曰尽心知性，然非心性对说，必尊性而斥心也。性脩反德，德至同于初。孔子曰：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后世道家循此失而益甚，遂以长生之术为归真返朴脩性保命之学矣。外杂诸篇，各有深至语，亦各有粗率语，殊难一概而论也。若专就外杂篇言，杂篇言及性字者颇不多，惟《庚桑楚》《徐无鬼》两篇各一见，《则阳》篇三见，共仅六处，而外篇言及性字者不下数十见。

若仅求其故以资当前之利用，则岂不将生于陵则利其安于陵，而不复以为可以长于水而安于水。如《骈拇》云： 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？ 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，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？ 夫属其性乎仁义者，虽通如曾史，非吾所谓臧也。

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。若果如此说之，则决不能有富有之大业，决不能有日新之盛德。

此非细分别而究极言之，则不易得其异同得失之所在也。若诚知此，又何必主反本而复初乎？性不可易，命不可变，此二语当善参。

附赘县疣，出乎形哉，而侈于性。伯夷……盗跖……二人者，所犯不同，其于残生伤性，均也。非德也，而可长久者，天下无之。要之《庚桑楚》之与《中庸》，特于人为中提出诚伪之辨，知其说之晚出于老荀，亦思想逐步衍进之一线索也。

此义已详《庄老之宇宙论》篇，此不赘。《庄子》外篇既以德性并言，复以性命并言。

又曰： 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，以收名声。庄子闻之，曰：今人之治其形，理其心，多有似封人之所谓。

有演绎发挥老子之说而立论者，如《天地》，《缮性》两篇之所言是也。此篇云从水之道而不为私，此即善导而不为凿矣。

《达生》所谓生于陵而安于陵，此即故也。时不可止，道不可壅，则正是盛德大业之所由兴也。又人事行为，可以害德，可以伤性，故遂主即以身与生言性，盖身与生亦人之最先本初所有也。今按此条举德为最先，命次之，形又次之，性最后。

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若性之自为，而民不知其所由然。

《在宥》篇有云： 在之也者，恐天下之淫其性，宥之也者，恐天下之迁其德也。盖所谓性者，正是万物之所由始，亦是万物之所于终。

盖德指其所同得，而性指其所独禀也。又《天道》篇： 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趋，已至矣。